案件简介
2019年6月18日张某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7月19日因检察院不批捕被释放，转取保候审。
检察院指控，2018年4月左右，郑某欲独自经营案涉浴室，向张某借款七万余元和一张额度为五万元的信用卡，2018年6、7月份，郑某与张某约定，张某以借给郑某的钱入股案涉浴室，占四成股份。张某自称于2018年9月份开始知道案涉浴室内有多人同时卖淫的情况，后其在明知浴室内有组织卖淫的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多次主动过问浴室经营情况，索要、查看浴室账目，并根据郑某向其通报的浴室经营状况给予经营建议，同时获取相应的分成。
服务过程
2019年，张某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立案侦查，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马源律师接受委托后坚持无罪辩护，认为被告人张某本质上属于借款行为，并不存在主动出资参与组织卖淫活动的主观故意，对卖淫场所也不存在实际控制经营的权利，认定张某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要求。在辩护人与检察机关多次沟通后，2020年，检察院最终对张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辩护观点
（一）本案尚存诸多疑点并未查清
1、如果张某明知郑某组织卖淫并投资入股，既然是生意，为何二人之间没有对占股、收益等有明确约定和合议？如果是口头约定，那么从2018年4月起至案发前张某为什么从未主动提及要分红？这明显与参股追求利润的初衷相违背。
2、郑某发经营表给张某，如果张某明知且身为股东，按理张某应和郑某对经营状况有些许交流，但是全案中只有郑某单方面发给张某，张某并未就经营或收入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且二人确有债务且一再要求郑某还钱而不是分红，那么二人究竟是借贷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3、如果张某投资入股组织卖淫，那么2018年10月份郑某微信转给张某近三万元，张某为什么不收？既然是入股，那么拿分红应当是理所当然。应收而不收，原因是什么?
4、如果张某是股东，追求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为什么在郑某请其帮忙找关系
恢复营业时，一再要求郑某把店转让？张某完全可以让郑某等一等风头过了再开业。如果是出于害怕，担心受郑某牵连，那么按理说之后他也不敢向郑某要还钱，但实际情况是张某是一直对郑某主张债权，要他还钱。所以如果张某参与犯罪，其事后的行为是否不合常理？
（二）张某没有组织卖淫的主观故意，更没有伙同他人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故意。
组织卖淫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组织他人卖淫的“组织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的行为，并且明知这种组织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1、张某对于浴场组织卖淫情况并不知情，浴场的非法经营行为是郑某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张某的意志。张某没有组织卖淫的直接故意，也就是说其主观上没有组织卖淫的犯罪故意。
2、张某也没有与郑某共谋，没有实施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行为。张某供述虽然郑某一直想邀请入股，也积极向张某说明自己的经营情况，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郑某告知张某自己浴场有组织卖淫行为，也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张某明确知道郑某有组织卖淫行为而与其合谋，共同实施组织卖淫的犯罪行为。
（三）纵观本案基本事实，张某没有任何控制他人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既没有组织他人卖淫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施组织他人卖淫的任何行为。
组织卖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招募、雇佣、引诱、强迫、容留等手段，组织、策划、指挥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其次是对卖淫人员进行管理，行使监督支配权，使之服从，将卖淫者组织成群体，使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卖淫盈利的目的性。再次是组织安排具体的卖淫活动，其中包括招募、介绍嫖客、安排接待及组织其他相关服务。但纵观张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和作用，并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上述犯罪构成特征。
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是浴场的投资人，证据指向更明确的是张某和郑某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2017 年郑某就与张某存有债权债务关系，2018年4月郑某因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再次向张某借款10万元。郑某在后续经营过程中并不顺利，担心张某急着要他还钱，所以希望他入股，但张某不愿承担经营风险，还是希望借款还钱。从张某对于郑某的态度上和言语交流看，二者更像是民事上债权债务关系，而非投资关系。
2、浴场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张某不具有决策权，张某仅对郑某享有债权，与浴场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张某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对浴场进行经营和管理。
3、卖淫女非张某组织招募而来，张某没有参与过任何的组织卖淫的活动，没有对卖淫者的卖淫行为进行策划、管理、指派。
因此，张某在涉案的浴场中没有组织、招募、培训、策划、指挥卖淫，其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犯罪构成特征。
（四）张某也不是组织卖淫罪的从犯。
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的，属于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是从犯，并且从犯的犯罪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即对卖淫者的卖淫行为直接进行策划、管理、指派，这种组织行为只是相对于主要组织者而言处于辅助地位。
在本案中，张某在涉案的浴场中未发挥任何作用，对于郑某的组织卖淫行为，张某唯一的错误就是轻信战友，被骗借钱给郑某。就其个人而言，张某是个出色的军人和共产党员，虽然目前已经退休在家，如果知道郑某从事犯罪活动，张某绝不会牺牲个人荣誉参与和支持，张某明知并参与犯罪不符合普通民众趋利避害的正常逻辑。所以张某也不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
服务特色
本案不同于明知犯罪而予以资金支持的共犯类型，最初只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因借款人的非法行为而导致当事人被动发展为刑事共犯。由于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失，案发前，当事人并未意识到自身已经参与到违法犯罪行为，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教育惩戒下，当事人已经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质，倍感悔恨。
当事人本身属于退役军人，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而对于本案的处理，最大的希望是能够避免留下案底，因此辩护律师工作的方向就是向不起诉的方向努力。由于本案毕竟不同于主动出资赞助，因此，从客观参与情节和主观犯罪故意上都显著轻微，这些因素也就成为了案件辩护的突破口。
典型意义
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间日常交往中常见的法律活动，除考虑借款归还、借款利息等借款本身的合法依规的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借款人借款的用途。本案中，当事人借款当时虽不清楚借款的实际用途，但在知晓后并未坚决划清界限要回钱款，对违法犯罪活动持默认态度，极易陷入共同犯罪的认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