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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通知和试用期间 场景下的劳动合同解除（论劳动合同的解除之二）

在上一篇《论劳动合同的解除（一）》中，笔者主要对企业与劳动者双方协商和劳动者单方解除场景下的劳动合同解除进行了讲解。本篇中，笔者将站在单位通知解除和试用期解除的角度，对企业如何合规解除劳动合同进行相应的说明。

公司法修订后，董事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2023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上，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移。同时，明确规定了董监高或董高在许多情形下需要对公司、债权人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故2023公司法堪称“董事赔偿法”。 那么根据2023公司法，哪些情况下董事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性质是否为连带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对象是谁？笔者梳理了2023公司法，有9条规定了董事的赔偿责任。

双方协商和员工单方解除场景下的劳动合同解除 （论劳动合同的解除之一）

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除：1、员工与单位协商一致解除；2、员工单方解除，包括员工自愿解除和被动解除；3、单位单方解除，包括过失性解除和非过失性解除。实务中，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涉及的法律条款众多，不同情况导致的法律后果和带来的法律风险也各不相同。同时，在与劳动合同有关的法律中，因要体现保护劳动者权益，故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施加了诸多限制。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无论是何种情形，单位还是要对以下三种情形加以注意：1、解除事由是否合法；2、解除程序是否合法；3、解除证据是否充分。本文主要站在企业的角度，对企业如何合规解除劳动合同进行相应的说明。

法定代表人参与的民间借贷关系中承担责任主体的分析

民间借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相较于监管严格、合规性强的金融机构借贷，民间借贷因借贷主体的身份关系特征、法律知识储备等因素，缔约和履行常常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其中有一类民间借贷又涉及到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常常使得承担责任主体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相关情况的处理指明了主要方向，但在诉讼实务之中难免出现不能被规定精确覆盖的情形。作者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参与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梳理，并以部分生效裁判司法观点为例进行分析，以此探讨相关诉讼实务思路。

论新形势下的政府法律服务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政府法律服务的新需求新变化，提出政府法律服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工作制度的观点，并结合案例展开论述。本文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司法部党组对律师的五点希望等政策规定，结合法学理论与律师实务，归纳了新形势下政府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律师服务要求和服务方式，整理了律师提供政府法律服务的若干制度。倡议政府服务律师不断适应、不断创新、不断努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提供高质量的政府法律服务，担负起新形势下中国律师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我国公司法关于民主管理制度的修订刍议

本文分析、总结了我国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作者认为在民主管理制度方面，我国现行公司法存在与其他公有制企业法律规定不一致和未平衡好股东权益、公司治理和民主管理之间关系的缺陷。指出无论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从国家、企业的角度考量，建立、健全、完善公司民主管理制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比较我国各类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作者提出重构公司民主管理制度的设想，以及对公司法三审稿修订的建议。

论企业数据出境的刑事合规建设 ——以自评估制度的落地为依据

刑法在企业数据出境上的规制目标，在刑法对相关罪名保护的法益的基础上具有更要的层次，即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目标。而数据出境的刑事合规风险本质上与传统观点的数据刑事合规风险的罪名范围除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罪名外并无本质区别，但由于数据出境在制度要求上的特殊性，其刑事合规也表现出不同于境内数据流动的特殊程序风险。自评估制度可以有效地给予企业发现并及时处理境内刑事风险的空间，并且可以督促企业自查是否存在出境刑事风险。同时，不论是对数据还是对个人信息的出境规制，自评估的侧重点都在于风险应对,能帮助网信部门提高评估的整体效率，降低评估成本。自评估制度要求企业在评估的事实过程中，必须以业务为主线，梳理和掌握数据出境活动所涉主体、技术、法律合同、管理制度的全貌和细节，并依据详尽的、客观的事实梳理，就各类风险进行专业性的认定和评价。因此，企业应当善于借助第三方的帮助完成数据出境自评估报告的制作等,避免因无法正确认识自评估制度要求产生数据出境刑事风险。

非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吗？

平行诉讼的司法实践与法律依据——以民诉法修订为视角

行政机关视角下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困境与思考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最早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职能定位提出。实践中，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均出现了“实体审理率低”、“程序空转”等问题，即法律程序虽已终结，但案结事不了，甚至引发新一轮的信访矛盾。究其原因，就在于行政争议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不能仅依赖于办案机关，行政机关必须坚定对法治的信仰和尊重，克服困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合法、公正、及时和妥善的处理，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推动法治政府高标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