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实务系列】涉船企业破产法律问题实务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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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破产实务系列】涉船企业破产法律问题实务研究(下)


    姚彬、陈亮




    三、涉船企业破产程序与海事法院财产保全及执行程序的冲突与解决思路
    (一)破产受理之前海事法院采取扣押船舶等保全措施产生的优先拨付费用的清偿顺位
      根据法释〔2015〕6号第7条的规定,海事法院扣押船舶期间,应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若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海事法院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承担,或在拍卖船舶价款中优先拨付。而在司法实践中,海事法院通常会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由此产生的,发生于破产受理前的代管费用,在破产程序中,应做如何认定!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如果该船舶管理费发生在涉船企业破产受理之后,则可以作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随时给予清偿。但问题是该等发生于破产受理前的代管费用,是否也可作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随时给予清偿!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从破产法的规定来看,因其发生在破产受理之前,明显不属于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但第三方经海事法院委托代为看管船舶产生的费用,系为保存船舶产生的费用,根据《海商法》第24条“因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之规定,可见第三人的代管费用应优先于船舶优先权。再根据《海商法》第25条:船舶优先权优先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之规定可知,第三方管理船舶产生的费用应该从船舶拍卖价款中最优先拨付。结合破产制度的价值来分析,破产程序从来不以创设新的权利为目的,而以尽量尊重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权利顺位为宗旨,因此,即使在破产程序中,因破产受理前扣押产生的船舶管理费,也应遵循该顺位,而对于未能从船舶拍卖价款中受偿的船舶管理费,可参照《企业破产法》第110条之规定,作为普通债权从债务人财产中受偿。
    (二)破产程序与海事法院执行程序衔接上的冲突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后,有关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但在司法实务中,在涉船企业受理破产前已经启动船舶拍卖程序的海事法院并不会因债务人受理破产而停止拍卖,且在债务人受理破产后,仍有海事法院继续启动船舶拍卖程序的情况。例如,在笔者承办的A船舶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A船舶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受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管理人接管A船舶公司立即向相关的海事法院函告了A船舶公司已受理破产情况,并申请法院解除对涉案船舶的保全措施、停止拍卖。然而相关海事法院对《企业破产法》第19条之规定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船舶拍卖程序不应完全适用《企业破产法》之规定。本案中,管理人虽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向相关海事法院提出异议,但穷尽诉讼途径,最终未获支持。尽管本案最终的处理方式,仍以管理人的名义来分配上述舶拍卖款,但笔者认为,在本案的处置过程中,管理人实质上丧失了对债务人破产财产管理、变价和分配的权利。
    应当明确,基于破产程序启动的特殊性,必然导致其对民事执行程序具有优先性,具有对一般债务清偿程序的排他性,即排除为个别债权人利益而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的其他执行程序,以保证对全体债权人清偿的公平。此外,鉴于民事责任的履行优先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财产执行的原则,破产程序的启动还应当具有排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对财产的执行程序的效力。因此,破产程序启动后,其他与之相冲突的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都应当停止。此外,依据(2017)最高法民他72号:“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但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仍属于债务人财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执行法院应当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依据该意见,诸如上述A船舶公司受理破产情况下,即便船舶拍卖公告发布在受理破产前,再退一步,即便船舶拍卖成交发在受理破产前,只要还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其仍属于债务人财产,即应当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海事法院的观点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担心船员闹事。我们认为该理由值得商榷。因为船员与其他岸基人员都是劳动者,同样都有维稳的问题,如果船员的工资报酬等先行解决,反而会产生岸基劳动者的对立情绪,要求同等对待,管理人与法院对此都很难解释。
      综上,笔者认为,《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毫无疑问地应当适用于船舶拍卖程序,即在法院受理破产后,有关涉船企业的船舶拍卖程序应当停止。
    (三)破产清算程序中船舶扣押和拍卖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12条:“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而船舶扣押和拍卖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且根据法释[2003]3号第15条:“除海事法院及其上级人民法院外,地方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船舶保全申请应不予受理;地方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扣押和拍卖船舶的,应当委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执行”。因此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地方法院受理涉船企业破产案件后需要扣押、拍卖船舶的,应委托海事法院具体实施。但需要指出,此时船舶扣押和拍卖,在性质上不是海事请求保全行为,而是破产财产的保全和变现行为且此类船舶扣押和拍卖并非基于当事人或者破产管理人的申请,而是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委托海事法院进行;此外,此类委托只是单项委托而非全案委托,应限于扣押、拍卖船舶等具体事项且船舶拍卖价款应列入破产财产,相应地债权登记也应向破产管理人提出。
    四、涉船企业破产程序与船舶拍卖款分配程序的冲突与解决思路
      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11条的规定:“海事法院裁定强制拍卖船舶的公告发布后,债权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就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申请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本条即确定了海事诉讼执行中的船舶拍卖款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根据该规定,海事法院接受委托、作出强制拍卖船舶的裁定后,在船舶拍卖程序中,必须启动债权登记程序。此外,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17条之规定:“海事法院审理并确认债权后,应当向债权人发出债权人会议通知书,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而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普通法院在受理破产程序时,也应当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讨论分配企业的剩余资产。该法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59条规定:“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根据对《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文义解释,自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所有债权人必须向普通法院申请参加债权人会议,适用该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表决。
      因此,在涉船企业受理破产前海事法院已经作出强制拍卖船舶裁定的情况下,即造成了船舶拍卖款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与破产债权申报程序最为严重的冲突,这也是导致上文中提到的A船舶公司破产案中相关海事法院不愿意在受理A船舶公司破产后,停止拍卖的主要因素。如果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已经进行的船舶拍卖、债权登记、确权诉讼程序、债权人会议程序将中止,将会造成当事人的不便及诉讼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此情况下,针对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前已经启动的船舶拍卖,海事法院没有必要中止拍卖。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待商榷:
      首先两部法律都规定了相互独立的债权人会议,都可以审查并确认债权的分配,并且都为债权人参与拍卖价款分配的必经程序。但由此带来的困惑是:根据法释[2003]3号第87条的规定:“海事诉讼特别法第111条规定的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指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海事债权”。因此,在目前司法实务中海事法院是不同意非海事债权人参加船舶拍卖款分配的债权人会议的,这将造成船舶拍卖款只能用于清偿海事债权,此时即便无担保的海事债权也会因此享有在破产程序中优先受偿的地位。这明显违背了破产制度下,同类债权同等保护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在债权平等性原则下,无担保的海事债权人的受偿位次不应高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但是,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只要海事法院的船舶拍卖受偿程序与普通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相互独立,两套债权登记、确权诉讼、债权人会议及价款分配程序就会各自进行。非海事债权人就难以参加海事法院组织的债权人会议,难以参与船舶价款的分配。
      笔者认为,在破产程序下同时进行船舶拍卖款的债权登记及受偿程序,明显不妥。相对于破产程序对全部债权的集中清偿,船舶拍卖款债权登记及受偿程序仅为解决与之有关的海事债权,仍属于破产法所禁止的对个别债权的清偿,不利于破产债权的平等保护和公平受偿。此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8条的规定,债权登记应当由破产管理人统一处理。但同时考虑到,在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破产管理人编制的债权登记表有异议时,海事债权与非海事债权不同的性质,诸如船舶碰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案件不宜由普通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故应在实践中肯定由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分别审理的原则。最后,笔者认为,价款分配应当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统一处理。无论是普通法院审理的普通民事案件,还是海事法院审理的海事案件,一切与破产船企有关的债权都应由破产法院进行统一分配。否则,不但会导致两种债权分配程序的冲突,也容易造成法院之间及管理人与法院之间工作协调的麻烦。
    五、与船舶留置权有关的法律问题
    (一)船舶留置权法律规定的冲突
      根据《海商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所称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而根据《物权法》第230条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不难看出《海商法》关于“船舶留置权”的行使主体的范围明显窄于《物权法》中留置权行使主体的范围。这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在笔者办理的B公司船舶破产案件中[⑥],债务人B公司向第三人C公司购买了一条船舶,后第三人C公司将对其债务人B公司的应收船款转让给了债权人D公司,后B公司受理破产,债权人D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案涉船舶享有留置权。本案一审法院认为,D公司仅是案涉船舶的卖方权利受让方,不是海商法上行使法定船舶留置权的主体,故其主张的留置权不成立。D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案涉船舶在一审法院扣押之前均由D公司实际控制,且B公司在一审中亦认可D公司对案涉船舶实施了留置权,因此,D公司在案涉船舶出卖后对其进行占有,享有留置权。
      笔者认为,从新法优于旧法的角度分析,《物权法》较之《海商法》属于新法,故在法律适用上,二审法院援引《物权法》否定了一审法院援引《海商法》所作出的判决,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从破产程序的功能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角度分析,《海商法》较之《物权法》属于特别法且破产制度旨在于保障全体债权人之公平受偿的机会,在适用《物权法》情况下,又似乎形成对D公司偏颇清偿的结果,从而损害了其他普通债权人之合法权益。对此,应予明确破产程序中船舶优先权的行使主体范围,以保障第三人在破产程序下的预期利益。
    (二)船舶留置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
      根据《物权法》基本理论,债权人对留置物的占有,是留置权成立和存续的前提条件。一旦留置权人丧失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即归于消灭。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债务人受理破产的情况下,留置权人不肯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否则留置权消灭,而管理人亦不能取得属于债务人财产的留置物,导致留置物陷入僵局,非常不利于破产财产的处置。而类似船舶这样特殊的留置物,会因此产生很多费用和不特定风险,诸如船舶留置期间的港口费、管理费及船舶灭失的风险等。尽管《企业破产法》第3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权人接受的担保,取回质物、留置物”,但该条规定在实践中并不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且不说担保物的价值如何确定,此时清偿债务又是否构成个别清偿,且提供债权人接受的担保的方式亦有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之嫌疑。尤其在债权人留置“轮船”等这样特殊的动产的时候,债务人可供分配资产早已捉襟见肘,无论是通过清偿还是提供其他担保来取回留置物都不现实,而此时留置权人怠于行使留置权,将导致相关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与日俱增,进而严重损害普通债权人之利益。
      笔者认为,一方面,依照法[2018]53号第25条:“在破产清算和破产和解程序中,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管理人应及时变价处置,不得以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等为由拒绝。”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担保权人应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也就是说,留置权人应将留置物交付给管理人,由管理人负责对破产财产进行统一处置。另一方面,留置权人之所以不愿意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主要原因即在于法律明确规定留置权需已占有留置物为要件,否则即丧失留置权,因此“占有”是造成留置权人与管理人冲突的渊源之所在,故解决这种现实冲突的根本途径在于应当肯定留置权人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后仍应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管理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设置的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来要求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但一方面,这种特别程序类似于执行程序,似存在与《企业破产法》第19条相违背之嫌疑;另一方面,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2条的规定,只有在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法院才能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否则仍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并不利于解决破产程序中的这种冲突。
    六、结语
      涉船企业破产案件具有其特殊性,归结其主要原因在于《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企业破产法》之间的法律程序冲突被长期忽视,而在涉船企业破产案件激增的当下,这种程序间的问题就突显而出。因此,一方面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性的修订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法律的修订又非一朝一夕,唯有建立人民法院与海事法院破产相关案件的诉讼合作机制,协调不同程序之间的矛盾,统一破产债权申报登记程序、确定海事诉讼与非海事诉讼分别审理机制等才能有效缓和现行制度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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