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公约》项下“公共政策”在中国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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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彬       时文娟


    摘要:违反公共政策是法院援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的重要理由,公共政策内涵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限制解释与适用公共政策已日益成为一种趋势。中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适用公共政策时法院应审慎、合理,即便援引也应充分说明理由,并尽量体现司法审查的统一化。

    关键词:公共政策,司法审查,限制适用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方式中,仲裁是最为制度化的方式,亦因其效率高、仲裁员可自主选择、较少繁文缛节 3 以及仲裁裁决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4(下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内均可得以承认与执行而广为适用。虽各国在遵从《纽约公约》的条约精神和支持仲裁的主旨下,尽可能承认与执行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但是内国对境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在所难免,由此不得不述及“公共政策”一词。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5,来源于1958年在联合国国际商业仲裁会议上签署的《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b的规定,该条款阐述了如果一国法院承认或执行某一外国的仲裁裁决会导致违反该国公共政策的,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据此,公共政策成为了一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援引以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最常用、最主要的理由。但公共政策的援引,须充分说明理由,且确实该事由达到违反一国的基本法律原则,社会根本经济、社会、政治利益或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一国希望维护的公正或道德等,方可上升至公共政策的高度。


      一、《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b项虽明确一国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可以违反本国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某一外国的仲裁裁决。但是对于公共政策的内涵、外延、性质却均未规定。因公共政策是一个会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公约对其内涵既未做概括描述,亦未具体列举事项,赋予了各缔约国依照本国法律对公共政策予以认定,也是赋予了缔约国广大的法院裁判者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发挥解释与运用公共政策的智慧。更曾有学者言,《纽约公约》中有关“公共政策”的规定,其实质是授予东道国主管机关对来自外国的仲裁裁决除了可以进行程序方面的审查监督之外,也可以进行实体方面的审查和监督。7


    公共政策具有灵活性、主观性、无法“定型化”的属性已是普遍共识。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基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根本制度的差异以及地域化特点,国际上关于公共政策的内涵没有一致的认定标准,也不可能限定为某一外延固定的理解。但司法实践与理论界对于公共政策的概念解释原则上均遵从公约鼓励和支持仲裁制度发展的精神,对公共政策的适用有趋同的理解趋势。


    总体而言,各缔约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均以从严解释公共政策,谨慎适用公共政策为主要原则。另外一方面,在理解与适用公共政策时通常指向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价值,比如欧盟和加拿大。欧盟法院在Krombach v.Bamberski一案中称“只有当在其他成员国承认和执行该判决会违反执行地国的基本原则、违反该国的法律秩序到难以接受的地步时,适用才是合理的。”8 加拿大上诉法院在Society ofLloyd’s vSaunders案中阐述了“公共政策只涉及一国的根本正义或道德,适用范围很窄;承认和执行违反加拿大某些强制性规则(mandatoryrules)的判决并不一定违反加拿大的公共政策9


      即便如此,不乏学者试图定义公共政策的内涵,如30多年前美国的Lew 教授对公共政策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合理的阐述,Lew教授认为,公共政策“应该能反映每个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基本的经济、法律、政治、道德、宗教以及社会准则。公共政策因其所从属的国家或团体的特征和结构不同而自然不尽相同,其所包含的原则和标准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至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它们都应该毫不例外地得到尊重与维持”。 10 Lew 教授对公共政策的内涵界定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际参考意义。


      1、国际公共政策

    鉴于公共政策在实践中的难以驾驭,为了能够尽量缩小国际社会中在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上的差异,找出统一适用且范围有限的个别原则,以便指导各缔约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政策尺度的把握,国际私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试图对公共政策概念进行界定,因而有了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


    国际公共政策的明确概念始源于委员会在20024月通过的一份名为《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以下简称《最终报告》)。《最终报告》试图阐述国际公共政策的内涵,并界定其范围。此外,对于公共政策例外的具体适用条件亦有适当的建议。虽《最终报告》仅为一般性的建议,并没有司法约束力,但是其对各缔约国在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与适用方面缩小各国在公共政策保留的差异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根据《最终报告》,国际公共政策是指为一国承认的,依其性质可以阻止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的一套原则和规则。具体而言,《最终报告》将国际公共政策限定为以下三类:一是无论直接相关与否,根据正义和伦理,一国希望保护的基本原则;二是专门制定的为一国根本政治、社会、经济利益服务的公共政策规范;三是一国为履行其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义务所须遵循的规则。11 概言之,笔者从上述界定中总结公共政策的内涵关键词,可表述为基本原则、根本利益和国际义务。


    事实上,在一些国家执行仲裁裁决的立法中,国际公共政策已有应用,例如法国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承认在国际仲裁领域中国际公共政策与国内公共政策是有所区别的。12 葡萄牙、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立法中亦有国际公共政策原则(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的表述。1999年非洲工商业法规一体化组织通过的《统一仲裁法》第31条也规定了若某项外国仲裁裁决明显违反了成员国的国际公共政策规则(a rul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法院可拒绝承认或执行该裁决。13


      2、公共政策在中国法律层面的界定

      纵观我国立法,并未有“公共政策”一词出现。那么,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何以理解与适用《纽约公约》的公共政策呢?部分学者认为,经研究我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法律文本,“社会公共利益”一词涵盖的事项与《纽约公约》项下公共政策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因此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即为我国国内的公共政策。14 但笔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能全部涵盖《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的内涵。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外国法院的生效裁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与执行。15 可推断出,我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也涵盖了“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其次,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中,同时伴随着“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表述,16且均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并行列举。第三,司法实践中确有以侵犯国家主权为由,以致违反公共政策而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17可见,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含义不仅限于社会公共利益,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法律基本原则等根本利益。


      那么我国的“公共政策”包括哪些外延呢?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说明并未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18因而不具备《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b项可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但是并未给出合理的阐述表明何为公共政策。经考察近几年的司法审查案例19笔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在我国的适用外延可以理解为:(1宪法的基本原则,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根本利益;2国家的主权和安全;3)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多边和双边条约中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4)未体现为法律规则的基本法律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20禁止反言原则及禁止贩卖人口、禁止洗钱、禁止赌博等;(5)属于我国核心道德规范的内容,公序良俗;(6)国际法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7)其他涉及根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利益。该种对公共政策在我国法域范围内的理解,也是符合《最终报告》对国际公共政策界定范围的。


      二、我国司法审查中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中国法院在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方面,关于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自首次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案件,21 最高人民法院将公共政策理解为中国的善良风俗和基本社会道德经过20多年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法院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更为深入,在中国的适用亦更为谨慎。


    鉴于公共政策内涵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国内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上的严重分歧,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下发了通知,将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外或外国仲裁裁决的决定权收归最高法院22即便如此,各地方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的理解以及广大律师对于公共政策事由的抗辩仍存在差异化的理解与适用,至今仍无法统一,但具有逐渐认识统一的趋势。那么,中国的司法审查实践中,何种情形下得以公共政策为由抗辩并取得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外或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成功?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关于适用公共政策的有关案例进行疏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分析实践中常见的关于公共政策适用的分歧,以期能对相关的法律工作者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方面的实践有所帮助。


      1、违反内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

      关于违反内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能否视为违反一国的法律基本原则,进而上升为公共政策的高度,以致于可以此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主要应考虑涉及适用标准问题。在强制性规定方面,主流观点认为应采用“客观”标准,强调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结果和法律影响。据此,内国法院不能直接以外国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法律与本国的公共政策不一致为由拒绝执行裁决,只有在承认和执行裁决会导致危害内国利益的实质性后果的情况下,才能援引公共政政策为由拒绝执行。23根据这一标准,内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并非全部能构成公共政策的事由,但也不排除强制性规定作为公共政策事由的可能性,但应局限在极少数非常极端的情况才能适用违反公共政策。如德国法院在多起判决中已确认,在涉及外国仲裁裁决案中,违反德国法强行规定并不必然就构成了违反公共政策,“只有极端情节”的情形下(extreme cases only)才能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24


      2、仲裁裁决与内国法院的生效裁判相冲突

      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时,如果因同一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已在中国法院提起了实体争议或管辖权异议的诉讼,那么即存在外国仲裁裁决与国内司法主权的冲突的问题,不论外国仲裁裁决的结果与中国法院裁判的结果是否一致。实践中如遇仲裁裁决与中国法院裁判同时并存能否以公共政策为由拒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论上而言,司法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一国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国家主权,若当事人漠视我国的司法主权,理应将其视为对公共政策的违反25


      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该问题是以中国法院作出裁判的时间点是否在外国仲裁裁决生效之前为临界点来决定是否援引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外国的仲裁裁决如果外国仲裁裁决是在中国法院裁判作出之前生效的,法院司法审查时不能以违反中国的司法主权进而援引公共政策拒绝执行该仲裁裁决,如TCL中山公司与澳大利亚Castel Electronics PtyLtd仲裁裁决案,中国法院确认仲裁条款无效是在澳大利亚仲裁庭的仲裁裁决之后作出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承认与执行澳大利亚仲裁庭的仲裁裁决不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亦不能上升到公共政策的高度。26反之,如中国法院的裁判在仲裁裁决生效前作出的,则可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即“明显漠视”应当作为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Hem 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与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仲裁案中,认为在中国有关法院就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了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27此外,江苏省泰州市中级法院在Wicor Holding AGg与泰州浩普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中亦有类似的阐述。28


       3、仲裁庭排除中国仲裁员的意见

        近来,司法审查实践中有案例显示,被申请人以外国仲裁机构排除中国仲裁员的意见,导致被申请人的权利被实质性剥夺并遭受了仲裁庭不公平地歧视性对待为由,认为其违反了我国法律有关“仲裁应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以及“公正公平”的基本法律原则,进而请求法院以之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而拒绝外国仲裁裁决执行。然而法院认为,仲裁庭在仲裁裁决中未对中国籍仲裁员出具的《不同意见》进行合议评论未对驳回被申请人的主张阐述理由乃是仲裁庭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认定因此并未将其视为违反公共政策事由。


    笔者认为,虽然排除中国仲裁员的意见并不能构成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事由,但可以考虑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中“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申辩案件”的规定,主张仲裁庭排除中国仲裁员意见违反了正当程序,且这一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仲裁结果,而申请不予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4、无涉外因素的境外仲裁裁决

       关于境内当事人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前四项的涉外因素,但是当事人却将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该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能否在中国得以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2]民四他字第2号)中明确表态,认为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境内争议提交境外仲裁,侵犯中国的司法管辖权,违反国内的公共政策,因而该境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于此,后来的同类仲裁裁决,均被中国法院拒绝执行31


      笔者认为,从提交商事仲裁的权利性质来看,其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遵从当事人自愿选择境内仲裁机构亦或境外仲裁的权利。其次,基于仲裁的民间性质,既然在争议解决方式上可以选择法院诉讼或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在仲裁机构选择上亦不应该局限于境内仲裁。况且,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也没有禁止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提交给境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笔者认为,从提交商事仲裁的权利性质来看,其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遵从当事人自愿选择境内仲裁机构亦或境外仲裁的权利。其次,基于仲裁的民间性质,既然在争议解决方式上可以选择法院诉讼或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在仲裁机构选择上亦不应该局限于境内仲裁。况且,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也没有禁止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提交给境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目前,即便法院在司法审查上,仍认为我国当事人将不具备涉外因素的商事争议提交境外仲裁的裁决不能得以执行,但可以变通一下涉外因素的识别,宽松审查涉外因素,并灵活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第5项的兜底条款“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解释,亦能在现今的中国司法审查方面有所突破,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西门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32即是一例。该案中,虽然当事人双方均为中国境内企业。但是法院灵活运用了自由裁量权,以“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涵盖了上海自贸区内注册的境内法人将合同履行过程中带有明显境外特征的争议视为具有涉外因素,从而认定当事人约定将此争议提交SIAC仲裁的仲裁条款为有效。该案法院的做法即突破了司法审查长期以来在涉外因素识别方面的固有限制,也体现了中国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上所秉持的开放态度。


      三、结论

    在公约践行近60年之际,公约在中国实践已达30年之久,为推动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中国和国际上在限制公共政策适用的态度上日渐趋同,均严格缩限公共政策的外延,并审慎适用,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援引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表现在中国的司法审查上,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以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案例屈指可数。据非官方统计,2016年仅有一例 33


      但是,中国对于公约公共政策的援引,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公序良俗、司法主权的影响较深,相较于区别对待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且严格遵从只有违反国际公共政策才能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而言,34中国的适用外延相对宽泛。另外,又因中国法律在立法上并没有对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行阐述,造成中国在公共政策这一具有时代性的概念面前,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相对更为广泛。因此,中国法院应当在公共政策的援引方面,更加追求说理的充分性,并在某一理由能否构成违反公共政策事由的国内审查方面,尽量统一化,避免增加公共政策适用的不确定性。



          1、姚彬,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2、时文娟,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3、参见陈安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637页。

          4、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目前已有157个缔约方,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zh/uncitral_texts/arbitration/NYConvention_status.html访问时间201768日。

          5、公共政策乃是国际私法上的概念,是英美法系国家通称,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公共秩序”(Order Public),二者在内涵上具有等同的意义。详见黄进,郭华成:《再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问题——兼谈澳门国际私法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2期。

        6、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的主管机关如果查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a)依据该国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

          b)承认或执行裁决将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

          7、陈安:《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4 期。

       8、高晓力:《论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之运用》,博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第95页。

       9、参见 张宪初:《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395页; 转引自徐春龙,李立菲:《纽约公约“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8起案件为样本》,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年第4期。

      10、参见Lew, Application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Ocean, 1978, p. 532,转引自梁蓉:《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第12页。

         14、 如张潇剑在其《国际法纵论》认为中国立法采用“社会公共利益”(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的提法来定义公共政策;张萍在其《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一文中直接阐述为“公共政策在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英美国家称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公共秩序(public order)、保留条款(reser-vation clause)、排除条款等,在我国的法律中则称之为社会公共利益。”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16、 如《民法总则》第132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物权法》第7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对外贸易法》第16条:“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政府采购法》第50条第2款:“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17、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62日 [2008]民四他字第11)最高院认为在中国有关法院就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应当依据公约第五条第二款b项规定,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18、丸万株式会社与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法院直接阐述不存在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且与我国的社会公共秩序不抵触。

      19、详见最高院在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62[2008]民四他字第11),北京市第二中院2013)二中民特字第10670号裁定书,2013)二中民特字第12593号裁定书,泰州中院(2015)泰中商仲审字第00004号裁定书。

      20、德沃金认为,“规则漠视论忽视了法律中的非规则成分,而实际上,当法律工作者就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辩论和推理时,特别是在那些疑难案件中,往往要借助规则以外的其他标准,这些标准主要就是原则和政策。”当审查是否承认与执行某一境外仲裁裁决,这样的原则可以成为中国公共政策的内容。参见张文显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

      21、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美国制作公司和汤姆·胡莱特公司诉中国妇女旅行社演出合同纠纷仲裁裁决请示的批复》[1997]35号),在该案中,最高院认为美方演员违背合同协议约定,不按报经我国文化部审批的演出内容进行演出,演出了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重金属歌曲”,违背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执行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肯定性裁决,将会损害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地方法院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之前须逐级报最高院审查答复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

      24、参见张萍:《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5、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445 -448

         25、详见青岛海事法院(201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722号裁定书,春生海运有限公司与山东海纳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此外,翱兰国际有限公司、淄博银花棉麻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2015)淄民特字第1)也有类似表述。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高晓力: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最新发展,http://mt.sohu.com/20160424/n445905312.shtml ,访问日期 2017年6月18日。

       27、详见最高院在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62[2008]民四他字第11)

          28详见泰州中院(2015)泰中商仲审字第00004号裁定书;关于该案,被申请人泰州浩普投资有限公司在2011年向江苏省高院诉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20121211日江苏省高院在请示最高院后作出(2012)苏商外辖终字第0012号民事裁定,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无效。具体情况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泰州浩普投资公司与WICOR HOLDING AG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2012〕民四他字第6号)。详见北京二中院“丸万株式会社与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民事裁定书”,(2013)二中民特字第12593

         29、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裁决仅在受裁决援用的一方当事人向申请承认及执行地的主管机关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才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

      30、(乙)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没有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申辩案件;

         31、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二中民特字第10670裁定,拒绝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的仲裁裁决

      33、 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认(外仲)字第2裁定,法院将位于上海自贸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争议,根据其合同标的物的履行踪迹等,解释成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项下的涉外因素,从而执行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裁决

      34、十大有影响力仲裁案例(2016)|CNARB中国仲裁》,http://www.sohu.com/a/123121487_398113 访问日期:201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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