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某被指控贪污罪一案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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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周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周某被指控贪污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和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求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基本观点:
        对控方指控被告人周某犯贪污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控方对部分犯罪数额认定,证据不足;且被告具备自首的法定情节以及自首前已经积极退赃,挽回了国家损失等酌定情节,综合建议在三年以下量刑并宣告缓刑!
        定罪法律事实的基本要求: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仅有被告人供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不能定罪。
        具体理由:
        一、在贪污犯罪数额中,有2笔共计26152元的指控,控方出示的证据可采性及证明力均有疑问,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明体系,定罪证据不足。
        1、涉及南京市某区某酒水销售中心的犯罪数额中,指控2010年11月份两次共计12096元属于被告人贪污数额,证据不足。
        从庭审发问的证据看,控辩双方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第一 周某任职的临时性工作中包括临时接待的安排;
        第二 不排除周某在单位之外有过采购行为。
        从庭审出示的书证(单位证明)证据看,控辩双方也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第一 江苏省某研究院2011年11月11日向检察院提供的《证明》与2012年1月9日向检察院提供的《证明》存在细微差别,前者证明“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8月期间,我院没有指派周某或其他人员去南京市某区某酒水销售中心购买烟、酒及其他食品。”后者证明“我院公务接待用烟酒采购均由办公室主任(……,2010年11月至今王某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办理。
        第二 两个同样是公诉方出示的《证明》,隐含着在2010年11月,周某临时采购烟酒的可能性,以及周某以经办人而非负责人身份出现的事实。
        第三 对于同样是公诉方出示的《证明》,在证据采信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周某的解释。
        控方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仅仅是针对2010年12月至2011年8月期间,周某买烟酒贪污的事实;但并不能排除2010年11月20日周某在某酒水销售中心临时采购食品的可能(据了解,江苏省某研究院对于烟酒临时采购并没有具体的规范,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痕迹),对于2010年11月份发生的在某酒水销售中心购买酒水的行为是否贪污,仅仅有周某的单方供述,并无其他有力证据补证补强,相互印证。辩护人认为,在该笔发生于2010年11月20日的12096元归于贪污罪数额的认定,证据不足。
        2、控方认定涉及南京某广告设计制作中心及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铜牌、展板及条幅的14056元,归于周某贪污罪的犯罪数额,证据不足。
        纵观该笔指控的证据,江苏省某研究院出具的《证明》也仅仅说明 “在2011年5月至2011年7月期间,我院没有指派周某去南京某广告设计制作中心和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过铜牌、展板及条幅”,该事实与证人郑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但是,证人郑某也讲到,“被告人曾打电话给他说做了些铜牌,没有发票,请帮忙开票回单位冲账”,因此,周某是否在南京某或某公司有过定制行为,对于涉案金额的最终证明并不充分,重要的是江苏省某研究院有无做过铜牌、展板及条幅,是否存在代开发票的事实?针对这些待证事实,控方证据中均没有说明,若确实存在如证人所言的情形:即存在代开具发票冲账的事实,或者确实存在过制作铜牌等客观事实,那么该笔贪污罪的指控从证据的充分性上就不能成立。辩护人认为,该笔14056元的犯罪指控因证据不足应从贪污总额中去除。
        综上,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于2008年3月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刑事证据意见》)第四十六条、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证据之间必须能够相互印证,而本案控方诸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的贪污数额只能是82809元,控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数额中有26152元因证据不足应去除。
        二、被告人周某在本案中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因素以及酌定从轻处罚的量刑因素。
        1、被告人周某有自首的法定情节,可以轻处40%。
        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尚未被发觉之前,主动向单位交待了其犯罪事实,并积极向检察机关自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三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犯罪后,犯罪事实及犯罪分子均未被发觉,因其自首才得以顺利侦破该案的,轻处40%。
        2、被告人周某还具有以下酌定量刑因素:
      (1)与其他贪污犯罪相比,被告人周某的主观恶性小,且有别于一般贪污犯罪的背景,被告人的犯罪动机、起因极其特殊。
        被告人周某贪污的犯罪动机完全是起因于急切筹钱给其先后两次身患不同癌症的妻子治病救人(详见辩方出示的酌定量刑因素的证据部分)!这与贪财、为了自己挥霍的贪污犯罪迥然不同,其主观恶性远远小于其他的贪污犯罪。妻子重病在身,高额医疗费让这个囊中羞涩的普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给妻子治疗、挽救妻子的生命,周某因一念之差,采用不法的方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构成了犯罪,其犯罪动机不但令人同情,也令人反思。如果周某主动向单位、向组织发出紧急求援的信息,或者周围的亲友多一些关心,也许这起犯罪就可以避免。
       (2)犯罪前的一贯表现优秀、犯罪后的态度良好。
        被告人周某一贯遵纪守法,此前从未有过违法乱纪的行为,被告人退伍前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曾荣立三等功,退伍参加工作多年,踏实勤恳,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他曾被评为单位的“文明职工”,多次获得单位的嘉奖、奖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汶川地震期间,周某尽管生活拮据,但也积极缴纳特殊党费,支援汶川大地震救灾工作(详见辩方出示的酌定量刑因素的证据部分)!
        在本案案发后,周某如实向司法机关交代事实经过,没有避重就轻,口供稳定,态度端正。
       (3)被告人在自首前就已全部退赃,庭前表示可以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其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依法还可以轻处10%,20%。
        被告人的犯罪数额相对较小,没有对其单位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周某在向单位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后,就已经将全部犯罪所得退还给单位,其退款行为发生在自首之前,已经挽回了国家的损失,自首后积极协助检察机关的核查工作,配合检察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最大程度把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人退赃、赔偿的,轻处10%。该条第三款规定,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4)被告人对单位曾作出突出贡献,单位也希望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岗期间表现优秀,工作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其论文多次被评为优秀,获得二、三等奖,而且对单位作出突出贡献,省某研究院也愿意配合司法机关督促周某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5)被告人周某家庭情况特殊,如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必将充分体现人性化司法,治病救人的司法理念,使本案的查处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被告人周某的家庭正处于非常特殊的时期,周某妻子身患两种癌症,而他们的儿子今年才年仅7岁。认定周某构成犯罪,已经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定罪处罚必然会剥夺其公职身份,使其失去了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从犯罪的动机、起因可以看出,周某用职务犯罪的方式担当起家庭的重担,其本身的人身危险性、再犯罪的可能性都是极小的,因此,具备适用缓刑的基本条件。
        司法机关如果对其宣告缓刑,一方面追究、制裁了犯罪行为,实现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刑法功能;另一方面,缓刑的适用也挽救了一个濒临破散绝望的家庭,保护了可能会失去家庭温暖的无辜的孩子(当然也许会避免了这个天真的未成年人未来人生走上邪路的可能!),也给被告人病危的妻子得到来自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司法机关所给予生命的、人性的关怀,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综上所述,辩护人请求法庭结合被告人周某特殊的主观过错,充分考虑本案控方部分证据的不足,以及被告人所具有的若干法定、酌定量刑因素,依法对被告人周某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高度重视并依法采信。


     


        辩护人: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周连勇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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